A New Era of the B&R Initiative

      7月10日，德勤全球“一带一路”服务团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即将进入另一个新阶段，德勤方面预测，将呈现四大趋势，包括：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的优化将推动实现“新全球化”；引进多元化股东与合作伙伴；跨境并购将取代绿地投资，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以及针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监管规定将会进一步加强。

      德勤中国副主席、德勤全球“一带一路”服务领导合伙人黎嘉恩介绍道，据调查，当前中国走出去的重点已经从基础性建设项目逐步扩展到医疗、高科技、消费品、能源矿业等领域，未来，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发展的份额也将越来越高。

      据中金公司此前测算，2015年至2017年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并购规模年复合增速达49%。中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并购规模占全部海外投资规模的比例，也从2015年的12%提升至2017年的35%。

      这背后，不仅有国家从宏观政策、金融等方面支持的影响，也与海外企业逐步为此受益，更多行业和主体参与其中有关。

      如果说此前是以搭建框架为主的第一阶段，黎嘉恩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正走向第二个发展阶段，其核心是创造更多机会，找准战略定位的跨国企业将有可能从中受益；而由中国提供现款资金作为推动，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

      这带来的核心变化包括涉及产业范围扩大，以及参与的企业热度有所变化。据德勤统计，2017年在“一带一路”项目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前50家企业中，民营企业份额最高，占比42%，其次是央企占比36%、当地国企占比20%。

       “最初由国企牵头，但目前已有更多民营与外资企业参与，民企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一环。”黎嘉恩分析道。

      同时，黎嘉恩指出，随着“一带一路”全球生态系统的持续建设，最初的参与侧重点是能源和基础设施，当前正逐渐拓宽至贸易、制造业、互联网和旅游产业。

      中金公司也统计发现，随着今年开年以来，阿里巴巴投资印度最大生鲜食品电商Bigbasket、小米投资印度社交平台ShareChat、京东宣布对越南平台Yiki.vn的C轮投资。2018年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并购项目中，民企、新经济领域的比重明显提升。

      另一个热门领域是医疗健康。德勤中国财务咨询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主管领导人陈纪正介绍道，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医疗行业的跨境并购方面，2016年的总金额同比出现了近乎3倍的增长。“近两三年，中国在医药行业的跨境并购主要以慢性病、心血管和癌症用药为主。因此也为国人带来很多益处，比如令患者脱贫、降低保险公司的赔付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医改把医疗资源重新分配。”

      德勤全球财务咨询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主管领导人Phil Pfrang则补充说明，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医疗领域的开支占GDP比重达10%-15%；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印度该占比仅2%。中国目前这一支出占GDP比重约在6%，但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民生健康的普及和发展。“其实中国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有非常理想的合作机会，可以进行互补。” 综合来看，在对沿线国家相关产业的收并购过程中，黎嘉恩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将不只是从产业本身的制造、配建、研发等环节，还将搭建起一张网络，带动相关方的销售和供应链网络共同扩张发展，德勤称之为“新全球化”。

      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于风险敞口的把握。德勤团队研究发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仍然是国有企业最青睐的“一带一路”投资区域。原因在于，东南亚临近中国，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并有改善基础设施的需求；南亚则因人口规模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德勤方面预计，未来几年，欧洲、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也将继续是热门投资地，但优先投资目标很可能仍集中在地理上临近中国的地区。

      地域和文化、法律制度等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隐性风险，因此在去年8月，我国政府向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国企发布政策文件，内容涉及尽职调查、项目可行性和持续运营等方面。

      此外，2016年“一带一路”（中国）仲裁院的成立，也进一步减少了风险因素。德勤方面认为，这些因素结合，一定程度解释了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缓慢下降的缘由。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2017年间，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呈下降趋势，分别为148亿、145亿、144亿美元。

      黎嘉恩指出，相关风险其实并不如想象中严重，因为“一带一路”项目得到了强大的双边关系支持，同时还有发达国家开始逐渐参与进来。

      不过他提示道，在进行“一带一路”沿线收并购过程中，要考虑是否与公司涉足的产业链相关，标的定价是否规范等因素。“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不一定非做大股东，小股东也行。主要是看清楚，跟被投资方是否有契合度，是否符合双方的长远发展。衡量回报率时，要考虑10-15年，而非3-5年的时间区间。”

      在资金来源方面，他认为，除了运用来自中国的基金之外，也可尝试谋求被投资企业当地的低成本资金进行参与。

      黎嘉恩还提到，随着民营企业的收并购渐趋活跃，相比国企，前者在投资方面可能不甚系统化和规范化，因此也需考虑借助中介机构协助，共同参与尽职调查、财务咨询、商业调查等环节。21世纪经济报道2018-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