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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Time：2019年4月10日
自2013年初被提及、2014年成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一带一路”今年走进第六个年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在即，“一带一路”携着五年的经验与成果，正开启新的征程。
近日，在由新加坡大华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联合举办的“领航丝路联动东盟”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聚焦“一带一路”新动态，围绕东盟新的投资机遇和方向展开讨论。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9）》（下称《报告》）显示，过去五年，中国已经和80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有87个国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达600亿美元。
如今，在世界局势多变、全球化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在2019年博鳌亚洲论坛中，中意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为“一带一路”的新征程开了一个好头。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学术院长傅军就在论坛上称，开展五年多来，“一带一路”，从国际角度分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在于“一带一路”由单唱、独奏走向了“合唱”。
傅军进一步称，“一带一路”变得更加双向，在经历全球布局、产业布局之后，“一带一路”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企业布局。而在企业布局方面，中国将“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合作共赢。如去年召开的上海进口博览会，就是将外国企业请进来的良好渠道。
此外，傅军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还提及，“两会”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就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做出明确规定，为外国投资者加强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保护，迈出了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重要步伐。
而在“走出去”方面，过去五年，中国企业收获了丰硕成果。《报告》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水平逐渐提高，从贸易额和贸易占比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呈持续上升趋势。
数据显示，中国境内投资者在2012年到2017年间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807.3亿美元。其中，2017年全年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大约3000家境外企业直接投资了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中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量的12.7%。
而从投资的流向来看，《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投资模式以跨境并购为主，近年来，跨境并购正在逐渐取代绿地投资成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的主要方式。
不过，在“合唱”开启的同时，全球贸易不确定性的增加也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多挑战。大华银行集团机构银行服务部董事总经理许洲德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称，目前全球大环境发生变化，一是数据和数码的变化，二是国际形势的改变，三是贸易摩擦的出现等，都给全球贸易环境带来了不确定性。
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之下，“一带一路”已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阶段转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全面推进阶段，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又有哪些投资机遇和不确定因素？
作为起始点，东盟国家是“一带一路”合作的深耕区，已取得不少早期收获，如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开建，激活泛亚铁路网等。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正不断推进，随着东盟国家的发展，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有望更加紧密。
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部研究主管全德健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称，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过去签订了自贸区协定，又在去年完成了自贸区协定的升级，说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流动量十分巨大。
2018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15年来，双方关系从快速发展的成长期迈入提质升级的成熟期，进入了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贸易数据，2018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5878.7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连续8年成为继欧盟和美国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东盟的增长前景仍然广阔。傅军称，在东盟地区，尽管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农业占经济比重较大，但像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已经慢慢进入工业化生产时代。“加上两端的‘10+3’，即东盟和中日韩，以及东盟和美国的‘10+1’，工业化正处在爬坡过程中的东盟地区有着很大的增长点，经济前景看好。”傅军说道。
此外，傅军还从城市化的角度分析了东盟的增长点。在他看来，东盟目前的城市化率大概为50%，也就是约有3亿人生活在城市；而到了2030年，这部分人群应该会再增加2亿人，届时城市化率将达到65%。这也是决定其增长前景广阔的重要因素。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新加坡分行副行长彭琨列举了几个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的项目，如中铁集团在新加坡承接地铁项目、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设立第一家海外分校、民营企业在印尼设立了产业区，拥有整条供应链产业链等。他称，从上述几个案例可以看到，东盟国家辐射近7亿人口，行业、产业层次深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均有涉及，给中资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创造了很多机遇，如食品类产业中的小吃和零食等。
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前景已不言而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东盟国家的响应，中国企业在迎来投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包括政治因素、法律因素、经济因素等在内的多重风险。
政治因素一直被视为投资东南亚风险因素中的重要一环，多元复杂的政治结构以及风波不断的政治局势，给投资者带来了不确定性。但近年来，这种负面影响正在缩小。全德健表示，最近几年东南亚政治上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像以前那么大。
他称，近段时间，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大选对民生影响削弱，进而对企业的影响也在减小。“每一个政府都知道，如果政治对民生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它也会影响到自己政府的地位。”对于政治风险，全德健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建议，投资者可通过不同的手段和形式进行预防和控制，如通过法律条文保护自己的利益等，但若是因为政治风险太高就却步不前，这样就会错过很多机会。
法律因素方面，周昕认为，中国企业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一些失败案例均与法律风险相关，一些企业在投资初期并未注重法律风险。
他举例称，“曾经在东南亚某国，有一个矿场项目，从矿场到港口，都由中方企业投资修路。但是企业没有注意到这条路中间会经过一种螃蟹的保护区，当地政府不批准这条路通过保护区。”周昕称，法律风险可能是一艘船的底板，一旦出现问题往往是颠覆性的。
经济风险方面，投资东盟国家面临的经济风险主要有通货膨胀风险、外汇风险、债务风险等，例如，通货膨胀问题对国家经济以及国际投资会造成负面影响；汇率波动则影响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等。
大华银行（中国）环球金融部主管杨瑞琪在论坛上提到了外汇风险，他称，尽管近年来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抵御外汇风险的能力比以前强，但过去几年，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仍出现贬值，原因是美元处于加息通道中。
除了政治、经济、法律法规外，彭琨补充了关于劳工政策的风险。他表示，中国企业在东盟和国外进行投资时，聘请当地的员工数往往超过外派同事，而由于各国对于劳工的政策、法规要求不同，导致企业在雇佣、解雇、奖惩等方面也遭遇了各种麻烦，“这些麻烦可能比政治、法律等因素更难处理。”他称，企业需要做好功课并有预案。第一财经日报2019-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