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Initiative Serves as an Economy Initiative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动机发出一些“杂音”，提出了“债务陷阱论”、“地缘政治工具论”等说辞。但来自澳大利亚的国际商会（ICC）秘书长约翰·丹顿（John W.H. Denton）看法却完全不同。

      “我不会用这样的词汇来称这个倡议。从根本上讲，它就是一个中国提出的经济创新倡议，以适应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变化。”丹顿说，“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政治、外交工具。”

      但丹顿也指出，如果倡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则可能引发外界的误解。“如果不能确保投资的持续有效性，那么可能会引起外界的误解，被冠上你刚刚说的那些名字。”

      丹顿表示，国际商会愿意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和可持续发展。为此，国际商会仲裁院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委员会，希望帮助“一带一路”倡议解决商业争端。“争端解决机制至关重要，没有它就无法保证贸易和投资的有效性。”

      国际商会成立于1919年，拥有4500多万企业会员。在国际商会庆祝百年华诞之际，4月11日至12日，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在北京举办了2019年年会。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名代表出席，创下年会新纪录。4月11日，在年会间隙，丹顿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中国媒体的小范围群访。

      全球经济或爆发系统性危机

      《21世纪》：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连续第三次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你怎么看待全球贸易正在发生的变化？

      丹顿：我还注意到IMF把2019年中国的预期增速向上微调了0.1个百分点，我觉得这是非常合适的。总体而言，全球经济的前景并不强劲，有些疲弱。我们正在遭遇的逆风，包括贸易纠纷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开始对全球增长造成影响。另外，某些国家对多边贸易体系的信心也在下降。

      除了贸易纠纷和地缘政治引发的不确定性，正如WTO最近发布的报告所指出的，贸易格局也正在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化。比如随着3D打印技术的应用，可能某些运输不再需要实物转移，而可以在线传输。再比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将对大宗商品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21世纪》：去年底美国否决了中欧等提出的有关WTO上诉机构的改革构想。目前也没有迹象可以解决WTO上诉机构陷入僵局的问题。你是否对此感到担心？

      丹顿：非常担心。首先，不仅仅是WTO，全球经济也面临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最近，WTO、IMF分别发布的报告都表达了同一个观点，那就是，除非能有一个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方案，全球经济可能会危险触礁。

      如何来解决这些系统性的危机？我认为，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核心是G20，应该在这个平台上达成推动经济改革的政治共识。实际上，G20就是在全球经济系统性危机下应运而生的。现在最关键的是，G20成员必须就维护和更新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达成共识。

      在此基础上，G20成员应该思考如何对WTO进行改革，以增加WTO的关联性、灵活性、问责性，特别是为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制定新的规则。自WTO在1995年成立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还不发达的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我们应该确保国际规则与时俱进。今年的G20大阪峰会对在政治层面推动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至关重要，我们也期待中国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21世纪》：怎么看中美贸易纠纷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你认为两国近期能否达成协议？

      丹顿：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是两国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现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大幅下降，且两国政府都不希望贸易问题成为执政期间的核心问题，因此近期将会有所缓和。这将让全球经济松口气。

      但我不觉得两国间的根本问题可以在一次会晤中彻底解决。有关产业补贴、贸易扭曲的问题可能要花更长时间且应该在多边框架内解决，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中国，还有印度、巴西等其他大国。另外，有关发展中经济体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问题，也是很难讨论的话题。

      中国将选择“良性慢增长”

      《21世纪》：你如何评价刚刚审议通过的新外商投资法？

      丹顿：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当有人批评中国入世之后做得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推动内部改革时，中国显然已经意识到，为了让经济更加强劲，就必须对政策进行创新，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新外商投资法的出台证明了中国继续推动经济改革的意愿，这也将进一步加快WTO的改革进程。我觉得中国发出的信号是非常积极的。

      对于当前的国内经济，中国有很多选择：一种是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出台刺激政策，施加行政干预；另一种是为了长期的可持续增长，现在接受慢一点的增长，大力推动经济改革。我觉得，中国最有可能的是会继续努力推动制度创新，以推动经济改革，而非依赖刺激政策。

      《21世纪》：如何评价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丹顿：这是中国过去20年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政策倡议之一。我们愿意支持这项倡议的有效实施和可持续发展，让它不仅可以造福中国，而且给所有沿线国家带来红利。为此，国际商会仲裁法院与中国贸促会签署了一项合作意向，这是非常积极的一步。

      国际商会仲裁院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委员会，以支持受理“一带一路”纠纷。国际商会仲裁院是世界领先的仲裁机构，独立于任何政府的中立机构，可以在规则制定、法规执行和争议解决程序方面贡献力量。在这个方面，我们希望让我们国际知名的仲裁机构发挥重要作用。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没有一个国际知名的非官方仲裁机构，国际贸易和投资就无法有效实施。

      《21世纪》：有人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债务陷阱，你是否同意？

      丹顿：我不会用这样词汇来称这个倡议。从根本上来讲，它就是中国提出的一个经济创新倡议，以适应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变化。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政治、外交工具，而是为顺应中国和沿线国家发展而提出的一个经济发展工具。现在确实有很多关于这个倡议政治动机的热烈讨论，但我觉得，如果看一下这个倡议的发起部门——不是外交部、国防部，而是重要的经济部门，就可以发现，它是一个很合理的经济倡议。

      尽管如此，在执行过程中，如果不能确保投资持续的有效性，那么可能会引起外界的误解，被冠上你刚刚说的那些名字。因此，务必要确保中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的效果是积极的。要给当地创造社会福利，确保投资的可持续性，要向当地转移知识技术，为当地创造就业并及时发放工资，遵守当地的竞争法规……这些对于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来说都很关键。 郑青亭/21世纪经济报道201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