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ospects of the B&R Initiative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英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德国波恩大学“法学文化”凯特汉堡高级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马丁·阿尔布劳：中国抗疫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国家治理的自身特色。我要指出，各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己的治理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是中国所特有。相比之下，在意识到疫情暴发后，中国治理的优秀一面很快得到证明。不到10天，中国就在武汉建成了一所医院，令世界为之惊叹。为遏制新冠病毒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证明了中国人民在支持国家事业时的非凡纪律和勇气。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的，现在中国已经与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有时候，人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当今世界的许多多边机构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正确，它导致人们无法理解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包容性的发展战略，而诸多多边机构则是基于规则的服务机构。

        多边机构属于成员制，有具体的合作框架，既覆盖各类合作行动，又包括各类规章制度，用于管理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盟等机构都属于此类范畴，联合国当然是最大的多边机构。

        在西方民粹主义政客眼中，与本国机构相比，多边机构更应该受到批评。这是因为，多边机构与全球经济秩序密切相关，后者允许公司进行跨国界自由贸易。可以说多边机构支撑了经济全球化，由此民粹主义对多边主义更怀有敌意了。

        “一带一路”倡议是包容性发展战略，它的生命力已经显现出来。“一带一路”契合了当代需求，使合作伙伴将分歧放在一边，并达成互利。它不同于乌托邦式观念，而是代表了一种我本人称之为“务实普遍主义”的观念，即所有人保留各自珍视的价值，同时为共同的利益作出贡献。

        从“务实普遍主义”角度来看，全球治理不再是各种机构组成的框架，而是多个项目组成的网络，致力于确保人类在地球上的未来。在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会更好。

        中国正在发展和完善一种全球治理方法，其有别于传统的西方观点，并为国际合作带来新的可能性。迄今为止，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不夹带意识形态等先决条件。事实上，希腊、意大利和波兰等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上与中国并不相同，但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务实观点驱动了很多国家对“一带一路”合作的参与，同样也启发了这些国家。光明日报2020-5-27